德尔塔仍在全国多地蔓延。回溯此次疫情的发生经过，多地出现许多本不应该的失误，“机场门户防控不力”“一核酸检测点因防控失误致人感染”“封控区居民物资供应不足‘喊楼’求助”——种种问题，暴露出城市管理者的能力尚待提高。

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，是一门技术，在一些时候，也是一门艺术。平常没有能力的建设，到了紧要关头仓促应对，只能左右掣肘，进退失据。

作为城市管理者，应提高哪些能力，才能做到平常有序，战时有力？

继续上一篇的思考，从近期抗疫的“优等生”成都、上海等城市身上，我试图总结出一些普遍适用的答案。

这些答案来自城市抗疫的“实操”，但其中透射出的眼光与思路，却不仅仅限于抗疫。

准确的研判力

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也。

对于一座城市的管理者来说，研判力是应对危机、决定危机走势的基础性能力。它意味着有准备、看得准、想得透，在于不轻敌、不侥幸、不惊慌。

5月以来，在抗击德尔塔的战斗中，深圳、成都、上海等做得比较好的城市，基本上都是中心城区人口超过1500万的超大城市。

与一般城市相比，超大城市由于是一个复杂性与多样性叠加的巨大系统，必然会对疫情产生放大效应。

根据相关研究，新冠病毒（原型株）的R0值大致在2-3.2之间。德尔塔株则达到了4以上，新近发现的德尔塔+变异株的R0值约为5-8。什么意思，也就是一个人至少可以传给4到5个人。

这一基础上，超大规模优势给疫情传播带来了“便利”，甚至转变为给处置带来了“不便”。

但恰恰是因为超大城市不容有失，这些城市也都在第一时间拿出了更为坚决的态度、在第一时间做好了万全的准备——做最艰巨的打算，尽最大的努力，才是“恃吾有以待”。

在成都，7月27日出现本土确诊病例之后，全城即刻切换至“与时间的赛跑”的模式，2小时完成病例流调、快速划定防控区、社区不眠启动核酸检测、30小时内完成一套防控“组合拳”。28日凌晨2时，仅用了不到一夜，9个关联居民小区10075人的第一轮核酸检测完成。

全部动作可谓快速、有序、有力。

把形势看得更严峻一些，把研判做得更到位一些，把问题想得更周全一些，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——事后证明，正是城市管理者这种“赛跑”的意识，为遏制疫情传播与蔓延，也为其它城市的抗疫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
果断的决策力

面对德尔塔的巨大不确定性，决策往往是在时间紧迫性的硬约束下进行的，它更多体现的是责任和担当。

它要求城市管理者有魄力、有计划，在固定打法之外，还要拿出突破瓶颈的高招奇步。

精准划定防控区域，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切面。

这次疫情，成都第一次实施了三区管控方案——封闭区、封控区、风险区。三个圈层，实施分类动态管理，防控的等级与内容皆有不同。

——封闭区内，人员居家不出户，暂停生产经营活动，至少开展4轮检测；

——封控区内，人员只进不出，严禁聚集，暂停除必要生活、医疗保障外的生产经营活动，至少开展3轮检测；

——风险区周边区域内，减少人员聚集，做好个人防护，至少开展2轮检测。除休闲娱乐场所、聚集性活动场所外，可有序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。

而在风险区以外的区域，则在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前提下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

做出如此决策，凭借的是对“科学防控”的底气，更有对社会成本的通盘考量。

从2020年初的全国抗疫到如今的德尔塔遭遇战，一个不断清晰的理念是——

防控手段必须要兼顾到社会健康成本与经济成本，要在投入与效果之间算大账、算总账、算长远账。

防控要严格，靠的不是简单粗暴，而是循隙而动、力求精准。一刀切很容易，但恢复起来很难，一律化不麻烦，但后果很难把控，甚至会造成次生伤害。

也正因如此，成都人的生活没有被太多地打扰。

在天府二街封控区域，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变成了人们的羽毛球场、足球场、滑板场、儿童“豪车”跑道......

即便是在封控区内，咖啡店、快餐店也能够正常运转。

封控区内的小唐菜鸟驿站，老板将金属材质的奖牌和棍子挂在小区门上，铁门上挂出的是“取快递 请敲锣”的牌子。

在一个2000万人的城市，对最关键的人群进行检测，对更小范围的人进行隔离，这才是最科学的操作——而这一切，都要基于管理者的敢于决策、善于决策、创新决策。

全面的统筹力

雷•库兹韦尔在《奇点临近》里写道，假如你只用一种方式去理解某件事，那么你并不能真正的理解这件事。一件事对于我们的意义取决于如何把这件事同其他的事关联起来。

重大突发事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跨界性特征，城市管理者必须有统筹全局、协调四方、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。

从此次抗疫来看，在表现良好的城市，各部门的分工协作可谓高效。

上海就指出，要“宁可往前一步形成交叉、不可后退半步形成空当。”

在成都，也可看到在溯源阶段，由卫健与公安等系统协力合作；在小区，有专业物管人员、社区工作者和物业服务人员落实防控举措，自治组织成员、网格员、社区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也在进行值守。

按照著名的“木桶效应”，一只沿口不齐的木桶，它盛水的多少，不在于木桶上那块最长的木板，而在于木桶上最短的木板。

可贵的是，这一次抗疫中，各个部门都没有成为那块短板。医疗疾控、流调队伍、公安民警、社区干部、新闻记者、志愿人员、市民群众，每一个都没有掉链子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会见到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”的事情，一个下水道，今天挖开为了修管道，明天挖开则是为了走电线——如此的各自为战，平常时候，是资源浪费，特殊时期，更会影响全局。

“这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一个部门的事，这是大家的事，国家的事”，系统思维叠加全面统筹，让城市的每一项有机构成如同齿轮咬合，环环相扣。

城市管理者，需要有这样的格局、思维以及短时间内调动人员、组织团队的力度，这在于平时的修炼，在于一个长效机制的确立。

临时抱佛脚，就像差生刷夜看书，只是做姿态，考试时候一定会现形。

强烈的共情力

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是什么关系？不是“你与我”，更多是“我们”——一句话总结，将心比心。

在成都的一个细节是，高温之下，市民们自觉排队进行核酸检测。为了帮居民防暑降温，物业工作人员则紧急制作了4000把扇子，购置了10000根老冰棍，全免费！

孩子们在小区隔离，党员志愿者们众筹买书，送去精神食粮；

在许多核酸采样点，老人、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市民有了绿色通道；

不会使用智能手机，出行有顾虑？还有专门人员为你手动登记……

如此的“将心比心”由来已久，去年疫情期间，成都就曾推出“地摊经济”，允许流动商贩占道经营，城市“毛细血管”般的店铺经营者、打工者信心的重塑，成为城市经济复苏的助推。

无论有没有疫情，人都不该是面目模糊的。城市管理者也好，市民也好，其实都不是抽象的群体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，都有自己的情绪，都需要被理解与善待。

只有算好了“人情账”，才能算好“经济账”，才能做到“人心聚，防控强”。

把人当成目的，就是听到每个人的声音，关照到每个人的身心和尊严。在对安全的全局把控中既照顾到大多数，也不忽视每一个群体具体而微的需求与感受。

这是共情力，这是担当力，这是现代城市存在、生长并予人安全感的底层逻辑。